摘 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与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相伴相生、相辅相成。党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针对人民经济建设、政治路线贯彻和党的自身建设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以思想教育为“第一等的业务”，以“调查研究”为“基础一环”，将整风运动与精兵简政、厉行节约、开展生产相结合，有效破解了边区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等问题，极大提升了党团结带领人民共克时艰、抗战救国、推进革命的凝聚力战斗力，也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
关键词：延安时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作风建设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损害党中央权威，破坏党的形象和执政基础，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是党完成使命任务的大敌。我们党历来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恶痛绝，毛泽东曾旗帜鲜明提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延安时期，我们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开源节流并举，有针对性地通过思想教育、走群众路线、改进领导和工作作风、严明纪律等措施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一系列理念、策略、方法至今仍对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具有深刻借鉴意义。
一、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
全民族抗战爆发初期，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国统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人数也较少，党组织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和一些小范围的地方根据地。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党的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领导与党的影响的威信的扩大与提高，大批的革命分子要求入党”,中国共产党担负着“抗日救国”和“巩固扩大”的双重使命，也迫切需要“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以壮大抗战力量。这一时期，党中央实行破除关门主义、大胆发展党员的政策，党的组织覆盖面和队伍迅速扩大。但党的绝大部分活动处于农村地区，新发展的党员大部分都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虽然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但缺乏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许多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入党，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山头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倾向仍然存在，影响了党的纯洁性和凝聚力战斗力。
（一）“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导致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
由于共产国际强调高度集中和绝对服从的领导体制，党内长期推行的“左”倾路线尚未根除，导致党内不同程度存在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唯书”“唯上”、唯经验等不良风气。
在制定政策方面，有的同志存在“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等主观主义作风。在组织群众方面，在普遍整风之前，边区一些群众组织工作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内容空虚、上下脱节的倾向。比如，一些地区把城市工会组织形式机械地搬到农村，不顾农村工人数量稀少的现实，成立各产业工会，分属各产业总工会领导，浪费人力物力；农村工会工作中，上级工会对乡工会的领导和乡工会工作都存在比较严重的流于形式地传达上级指示、开无内容的会、收费填表等形式主义作风。在学风方面，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对于“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且“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在学校和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等，以致“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在文风会风方面，当时党内不少同志写文章、做演说，既不提出问题，也不分析和解决问题，而是充满了一二三四、甲乙丙丁的符号，像开中药铺，药柜上每个抽屉格子都贴着药名，“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此外，当时党内的很多会议也存在无论大小都套用“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的程序，“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等形式主义会风，没有很好地起到开会所应有的沟通意见、探讨分歧、启发思维、凝聚共识的效果。
（二）边区生产和建设中出现了不顾实际、脱离群众等现象
1938年10月以后，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日军大规模侵略和军事扫荡，我们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力量遭到削弱。“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少为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以下。”加之国民党停发军饷和军事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生产生活遭到严重破坏。这一时期，我们党为克服严重的财政困难，巩固军心民心，领导边区开展经济建设，发展以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的合作事业和公营工业，促进工农业生产，有力保障了党政军民物资供给和抗战需要。但由于初期经验不足和一些干部急于求成，出现了强行摊派、生搬硬套、指标主义、摆空架子等现象，损害了部分群众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也影响了一些基层党组织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在财政收支方面，“鱼大水小”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我们党的抗战政策逐渐深入人心，陕甘宁边区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员，其中绝大多数是不直接从事生产的机关和学校人员，使得边区脱产人口翻倍攀升，财政支出大幅增长。与此同时，当时的边区及各根据地的政权机构，有不少存在“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干部堆在上层，中下层虚弱无力”等现象。在经营合作社方面，一些干部出现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强行摊派股金、不给群众分红等问题。在组织群众开展互助合作的过程中，一些乡村干部弄虚作假，不顾群众意愿和实际条件,有的就坐在乡政府“抄名单”，虚报劳动互助组织数量欺骗上级，有的强迫每村都要成立互助组织，导致互助组织数量严重“注水”，也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在管理公营工厂方面，《解放日报》曾批评,有的厂长身为一厂之长，到厂50多天竟然不曾下过工房；一些工厂为了学习城市工厂的管理制度，直接采用城市工厂的所谓新式簿记和复杂的成本会计，机械套用城市工厂的所谓科学分工、劳动合同、礼拜休息等制度，与当时边区较为落后的手工业工厂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在指标统计方面，为全面、客观反映根据地的经济社会状况，边区要求“注意计算数字，实事求是，联系群众”，但在具体落实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唯数字论”，衍生出“拉夫凑数”的“指标主义”和盲目扩大数目字的“锦标主义”等问题，或者虽有不少调查统计材料，但很少从里面去发现与研究问题，导致部分统计调查工作变成形式主义。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严肃指出：“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阻碍了党在根据地开展民主政治生活。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也指出，在我们的领导作风上，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倾向，并归纳了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比如“表现在某些计划、决议、指示的制定，还不是根据群众的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或虽有计划而不去认真组织计划之执行。表现在缺乏积极联系群众与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创造性；表现在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的好表面铺张”等，《纲要》总结道，“一切这些都是脱离群众的，必须努力克服，才能建立和发挥正确的掌握政策与贯彻政策的作风”。
二、延安时期我们党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策略与实践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成功转战陕北，建立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再次局部执政时期。这一时期，党中央建立并不断稳固根据地，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政党建设规律、执政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入，对政权建设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毛泽东指出，“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为了革命事业前进，我们党坚决申讨和纠正当时存在的种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一）坚持实事求是，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我们党有着鲜明的态度与系统的方法，总的原则就是坚持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这一时期，我们党以思想革命为切入点，要求党员、干部对标党的奋斗目标和党性标准，来校正自身的认知和行为，以克服封建特权思想、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等固有观念偏差及个体易滋生的思维惯性、行为惰性等。要求“不凭主观现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以指导革命的行动。
一是对革命环境做系统地周密地调查研究。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的重要论断，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环节。他强调，“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社会调查的关键方法是“眼睛向下”和开调查会。1941年8月，党中央印发《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通过制度保障和组织行为，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当时，中共中央和各中央局、省委、各根据地高级政府等都设置调查研究机构，面向社会各阶级开展调查，以发现和推动解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问题，确保有效制定政策、领导抗战动员等工作。比如，1941年9月，毛泽东的《关于农村调查》细数了他开展农村调查研究工作的经历和认识，给出了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特别是怎样开调查会，怎样找调查的典型，怎样使对方说真话，怎样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等，思想深刻、笔触生动。张闻天的《晋陕调查》、林伯渠的《边区调查》、高克林的《运盐报告》、习仲勋的《土改调查》等也都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典型案例。
二是注重围绕中国革命实际开展理论研究和干部教育。延安时期，刘少奇曾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讲到我们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因此，他认为党内的理论学习十分必要。关于如何开展理论学习，毛泽东给出了根本方法：“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比如，在思想认识上，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提高鉴别力和判断力，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在研究重点上，强调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就不能割断历史，注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懂得中国的今天、昨天和前天，用系统的、联系的眼光看待事物、探求规律。在教育方法上，强调干部学校和在职干部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三是认真走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要求“党的支部，必须以群众工作为基本工作，每一支部必须变成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市镇所有群众的核心”。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于出台的每一项政策主张，都广泛征求意见，及时向人民群众公布、广而告之，目的就是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到人民政权的建设中，真正当家作主。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决议，强调“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一论述也成为延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经典论述。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群众路线，强调掌握宣传动员群众的底层逻辑，“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与群众做成“知心朋友”“懂得彼此的心”，向群众语言、外国语言、古人语言学习，吸收精华、为我所用。强调解决好“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时刻牢记党员来自群众、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并引领群众，“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去掉宗派主义和党内的其他问题。
（二）推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
延安时期，我们党的抗战政策和局部执政理念深得民心，兵民力量不断充实，执政范围的扩大和执政水平的提升也使得组织机构不断完善，保障了内忧外患背景下边区的生存发展。但相伴而来的是，机构和层级增多，执行决策中失真、走偏、变形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吃公家饭”的人越多，越容易养活一批坐而论道、尸位素餐、“嘴尖皮厚”者。精兵简政，就是通过体制机制的调整改革，算好全局和局部“两笔账”，提升党中央决策一贯到底的效率，爱惜民力，解决“老百姓少、公家人多，生产者少、消耗者多”的问题。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开明绅士李鼎铭等十一人，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的经济紊乱之现象》案。李鼎铭等人还给出政府应根据主客观实际条件，量入为出地统一经济计划，对于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对于政府实行简政主义，避免不必要供给与消耗，提倡节约、廉洁作风等五条具体实施举措，以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军队战斗力。
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份提案，全文誊抄并批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各根据地按照“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的指示，在简政方面紧缩编制，因职设人，取消空头机关，编余人员主要是加强基层、转入生产战线，或自愿解甲归田。针对推行过程中的本位主义及粗枝大叶的工作方式等，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要求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同月，边区政府颁布的《纲要》对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的原则和方法作了规定：“共同原则，就是少而精。精简机构，就是要裁撤不急需的机构，合并性质相近的机构，缩小庞大的机构；精简人员就是要裁减不急需的人员，精选称职的人员，又从各种业务的需要来调整人员，使之各得其所。”《纲要》还重新确定了各级政府的职权和业务，特别是把职权区分为政务与事务两部分，事务交由职能部门行使，而边区政府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点放在政务上：一是调查研究，了解各阶级政治经济情况和动向，慎重地制定政策；二是注意培养和选拔干部，善于使用干部，以确保党的各项政策严格执行。前后三轮精兵简政，推动陕甘宁边区建立起紧缩、高效、灵活的党政军机构，促进了生产发展，减轻了人民负担，是党在极为艰难的革命环境下，克服“鱼多水少”、有利于民生的大计大略，为巩固抗日革命根据地、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三）开源节流并举，身体力行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形式主义特别是官僚主义的产生，与残余的封建社会当官做老爷、等级观念等思想观念有很大关系。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自认为“步入仕途”，不仅不从事生产劳动，还谋求和享受种种特权特供，可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此外，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别是人民主体思想，自认为比群众高明甚至看不起群众。因此，这一时期我们党要求党员、干部带头厉行节约、制止浪费，并坚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通过在抗战和敌后等各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并同群众打成一片，体现党的先锋队性质。
1939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要求“励行节省”，比如，“各种特别临时办公等费，要尽量减少，一切日常用品要想各种办法节省，以简单朴素为原则”，“各机关部队学校除自己节省伙食举行会餐外，不得互相请客（外客来宾招待除外）。平时开会不得招待酒菜香烟。”1939年《陕甘宁边区实录》描述，“缴纳救国公粮，捐款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救济难民，出钱出粮，公务员都要比老百姓出得更多更快……本来所谓州官可以放火、百姓却不许点灯的情形，在这里是没有的”。在大生产运动中，延安各机关学校都组织了生产委员会并分配了生产任务，中央机关生产委员会也研究部署了中央机关的生产任务，中央领导同志无一例外置身其中。周恩来公务之余在简陋的土炕上加班完成纺线任务，患有严重胃病的刘少奇制止了警卫人员提出多配大米、白面的要求，林伯渠戴着断了腿的眼镜办公，谢觉哉把自己的两匹马交给公家用于生产劳动，用实际行动为全党作出表率。1943年1月，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表彰奖励了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延安县政府、南区合作社和八路军三五九旅等先进单位。开源节流相结合的办法，不仅缓解了边区经济面临的严重困难，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立足自身、艰苦奋斗、心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真正使党的执政基础和凝聚力、号召力牢牢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
（四）坚持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结合，以廉洁形象赢得民心
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着眼于跳出历史周期率，对政党运行和政权治理衍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自我修正与持续纠偏，对包括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内的一些腐化行为严肃惩治，防止由“人民公仆”变为“人民主人”。一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的严格标准，要求“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以实现建设廉洁政府的目标。二是十分注重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给出干部对照检查的四条标准：忠诚于党，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服从纪律。强调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每个干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析根源，提出改进办法。三是主动开展民主监督。边区政府把打造“三三制”民主政权，做到“只见公仆不见官”“为人民的政府”作为施政的重要内容。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参议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道：“我请求各级人民的代表经常密切地督促行政干部和其他公务人员，督促和帮助我们成为名实相符的人民勤务员。”四是积极探索惩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制度规定。如1943年春夏，先后颁布《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通则草案》《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等，明确提出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公正廉洁、奉公守法的要求，并规定对侵犯群众利益以致妨碍工作或政府威信者进行惩戒。“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颁布法令：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共产党的廉洁风尚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作风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党以崇廉戒贪、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赢得民心。
（五）力戒骄傲，永葆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
随着革命不断取得胜利，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保持革命精神越来越成为我们政党建设强调的重点。1944年，郭沫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成功后，因骄傲自大、奢靡腐化、内乱不断由胜转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十分赞赏，并将其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随后，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回顾党的历史上几次骄傲造成的被动和教训，要求“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对国共两党进行比较，郑重提醒全党同志特别是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如果“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不断向前发展，我们党对保持革命精神的思考和探索也在不断深化。1949年3月，党中央在研究夺取全国胜利以及筹建新中国事宜时，深刻告诫全党保持“两个务必”和“赶考”的清醒坚定，并在1948年健全党委制的基础上提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十二条工作方法中有很多内容与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关，比如“鱼水关系”“精兵简政”。特别是第十一条明确要求“力戒骄傲”，对“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等作出明确规定，成为我们党沿用至今的保持优良作风、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工作传统。
三、延安时期我们党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现实启示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蔓延的背景与成因极为复杂，从执政党建设角度看，与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选人用人机制，以及党员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党性观念与工作能力等密切相关。在延安局部执政条件下，我们党从思想教育、组织推动、制度规范、纪律保障等方面多管齐下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既有明确的目标和方针，又有务实的举措和方法，体现了惩、治、防综合施治的理念，为新时代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提供了重要借鉴。
（一）在深化内化转化中实现理论联系实际
党在延安局部执政条件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将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融入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和整风，不仅使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调查研究等观念深入人心，更体现了用优良的党风、严明的党纪升华党性、统一思想、引领民风、推进革命。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只是表象，根上是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动摇了理想信念，是因精神“缺钙”导致的“软骨病”，致使歪风邪气侵入党的健康肌体。因此，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通过夯实理论根基，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和党性修养。一是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将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结合融合，推动全党贯通学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全面系统地学习掌握党的创新理论的主要内容，整体把握其科学体系，又从各自工作领域深入领会实践要求。二是把党的创新理论内化为信仰信念和精神动力，在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中，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从中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进而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拧紧。三是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指导实践的行动自觉，清醒认识“踏平坎坷”才能“成大道”，“躺在功劳簿上”很危险、“花拳绣腿”不顶用、“避事逃责”不可行，只有在实践的反复磨炼、考验中强化政治定力和政治能力，学会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在局势变幻、社会变革、思想转变的背景下坚守初心，不辱使命。
（二）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我们党始终把“为什么人”的问题，看作是立党兴党的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将密切联系群众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使命如何更迭，人民始终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造福人民始终是我们党的根本价值取向。世界观层面，要坚守人民至上根本立场，牢记中国共产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谋划和推进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回答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一关乎党永葆本质本色的根本问题，用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逐步消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生存条件。方法论层面，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说过：“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改革设计中来”，为我们破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难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反对形式主义，要着重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练好包括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引领群众在内的基本功，在深入基层中听到群众的心里话，发现在办公室难以听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在政策落地和工作推进的实践中，做到工作有头绪、处事有分寸、协调有办法。反对官僚主义，要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用好“四下基层”(注：“四下基层”是指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工作方法，在融入群众中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下去，变为群众的行动；同时，使人民群众在了解政策和表达诉求的过程中，做到与党同心、认同干部，从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生动局面。
（三）用好调查研究的传家宝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知马克思主义者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我们党必须在实际中、在群众中，审查自身工作有无成绩，有何优缺点。延安时期，我们党发布了一系列关于调查研究的讲话、文件、制度，设置了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和各类调查团，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各种复杂局面，我们党能够制定和实行正确的大政方针、战略策略，靠的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强调，“今天，面对日新月异的国内外形势，面对我们肩负的繁重任务，一切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是行不通的”，要求党员干部带着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一方面，要坚持问题导向，“要解释现实的社会问题，开什么处方治什么病，首先要把是什么病搞清楚”，准确把握“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清醒认识到“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以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的理念全面检视、靶向纠治，以巩固深化的党纪学习教育锤炼党性、净化党风，致力于正确的权力观、事业观、价值观培养，推动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树立新风正气、激励担当作为相得益彰。另一方面，要突出调研实效，把点、线、面的情况结合起来分析，凝聚上、中、下各个层面的向心力，监督推动各级党组织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各地区各部门的职责实际紧密结合，制定和实施符合实际、有效管用的落实举措，克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上下一般粗、层层加码、选择变通等落实不力、不见效问题。
（四）健全制度机制以系统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延安时期，我们党以严明的纪律保障整风运动和廉洁政府建设，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方针，挽救和团结了一大批干部，提升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新时代新征程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要把纪律和监督挺在前面。一是完善制度供给。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党纪规范，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与时俱进完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整治要求、负面清单、处分规定等，深化容错纠错、能上能下、澄清正名等配套制度。二是健全风腐同查同治工作机制。提升在日常监督、调查研究、巡视巡察、审查调查中发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手段和能力，对基层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专项监督，分级分类开展整治，推动完善改进作风的长效机制。深挖细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背后的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斩断隐藏的风险点、利益链、关系网，推动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三是释放系统集成的监督体系优势。围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完善纪检监察监督与巡视、审计、财会、舆论监督等其他监督主体贯通协调机制，推动监督信息互通、问题线索移交、监督成果共用等，以“数据整合”促“监督融合”。四是压实权责统一、环环相扣的责任链条。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研究解决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中存在的权责不清、职能交叉、衔接不畅等问题。选取部分有条件、典型性的地区开展权责结构优化试点，鼓励基层探索权责统一的实践路径。完善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贯通联动落实机制，对“失责不问、问责不严”或“只问下、不问上”“凑数式”“甩锅式”问责从严把握、严肃处理，以精准科学问责倒逼责任落实。（作者：吕曼，中国纪检监察学院教务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