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党的千秋伟业提出的重大政治论断，充分体现了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深入推进自我革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成功探索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新道路。新征程上，把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进一步落实到位，必须准确理解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基础、历史依据和实践要求，将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原则和根本保证，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增强党长期执政的能力本领，在实践中构建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关键词：跳出历史周期率；战略目标；党的自我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课题。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充分体现了党勇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战略清醒和历史自觉，充分体现了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深入推进自我革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使命担当。系统阐释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基础、历史依据与实践要求，有利于我们深刻领悟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把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落实到位”。
一、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未直接使用“历史周期率”这一概念，但在领导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过程中，在对无产阶级政党、国家的起源与发展、社会形态演进等问题的剖析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为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性内在地要求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
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创建无产阶级政党、指导世界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开展革命斗争、推动欧美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政策纲领、组织原则、实践策略等内容作了一系列论述，为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形成作出了开拓性贡献。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其彻底的革命性区别于其他一切政治力量，这种革命性不仅指向对外部旧世界和旧制度的改造，更必然包含对自身的主观世界和组织体系中一切落后于时代、有悖于人民利益的部分进行批判和主动扬弃。《共产党宣言》主张：“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与此同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本身就蕴含着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身。理论上的清醒与实践上的坚定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其有最彻底的革命性，要在革命性锻造中永葆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
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继承并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性本质，党的自我革命是这种内在革命性的最高形式与集中体现。正是靠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我们党才能够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避免走向因僵化腐化而衰败的命运。党的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揭示了接受人民监督与进行自我革命的必然逻辑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更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从人的生产入手探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形成了基于“家庭—国家”关系探讨国家起源的观点：“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在无产阶级专政阶段，从社会中产生的国家也必然要接受社会的监督和制约，使得国家真正成为为社会服务的工具。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作为公共权力的一种形式，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这同样意味着，要将国家这种公共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确保社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为社会和人民服务。
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政权的公共权力来自人民，也必然造福于人民。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是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志气、骨气、底气之源。党的自我革命从国家权力运行的角度看，就是党主动对领导权和执政权进行刀刃向内的深刻变革，确保一切权力真正为人民服务。因此，必须将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辩证统一起来，只有坚持人民至上，将人民监督的外部制约与自我革命的内生动力相结合，增强自我革命人民性的价值宗旨，才能有效破解长期执政条件下权力监督的难题，从而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循环。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指明了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战略方向
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深刻认识。历史唯物主义本质是对历史过程内在矛盾运动的理论阐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按一定的规律变化发展，依次更替为五种社会形态，“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五种社会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以整体性视野考察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得出的科学认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五个历史阶段，但不能据此否定社会形态演进中的例外和特殊性。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规律没有限制历史的开放性一面，其丰富性要在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中呈现出来。历史周期率的发生意味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受阻，实际上是社会形态一定程度的倒退，这要求我们注重清除影响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子，为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创造经济社会条件。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论证了人类社会历史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对于历史进程中的消极因素的否弃、对于积极因素的汲取，有赖于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上的清醒和实践上的自觉。从社会形态演进的高度看跳出历史周期率，就是要使党能够通过持续的自我调整和革新，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适应并推动社会前进。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党在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唯有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将自我革命作为强大动力，主动革除一切妨碍生产力发展、有损社会公平正义、脱离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才能使党始终勇立潮头，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二、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历史依据
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之一。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本质正是要破解长期执政这一根本性、历史性难题。“这是关系党千秋伟业的一个重大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体现了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与历史主动精神。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具有深远而必然的历史逻辑。
（一）实现长期执政是古今中外执政集团面临的一个历史性难题
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政权更迭、王朝兴替循环往复是历史发展的惯常现象。“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窑洞对”论及“‘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注：“‘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这句话参见《左传·庄公十一年》，原文是：“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悖”亦用作“勃”“浡”。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时同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到历史周期率这一历史性课题。黄炎培说道，希望将来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能够跳出旧政权“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兴衰更替，不仅仅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缩影，也是任何执政集团在掌握政权后都必然面对的考验，这种考验归根结底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现实中具体表现为政权巩固与权力腐败的对立、阶级变动与利益固化的冲突以及时代变迁与自我革新滞后的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从历史上看，中国历朝新政权建立初期，统治者多能吸取历史教训，推行轻徭薄赋与整顿吏治的政策，曾出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治世景象，但随着政权稳定，统治阶级的剥削性质与权力结构缺陷逐渐显现，吏治腐败横行、财政汲取过度、特权阶层固化便难以避免，最终因宦官专权、党争激化、藩镇割据、民众起义等原因难逃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历史上的西方国家同样难以摆脱兴衰沉浮的宿命，古罗马帝国时期虽有过“五贤帝”治下的稳定繁荣，但随着官僚体系腐化、财政枯竭、外族侵扰交织，西罗马帝国最终瓦解。中世纪的欧洲王朝与城邦，亦多因领主专横、税负苛重、教俗权力争斗而陷入动荡更替。历史周期率也会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在建立初期充满革命激情，但后期背离马克思主义、脱离人民群众、丧失自我革命能力而黯然垮台。这些例子都揭示了一种具有普遍警示意义的现象，即政权的衰败往往始于权力的异化与腐败，执政集团在承平日久后，容易陷入路径依赖、滋生精神懈怠，进而丧失自我革命的警醒与自觉，逐渐从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演变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最终在内因与外因的交织作用下走向衰落。质言之，“任何政党的兴衰存亡，归根结底取决于它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取决于人民群众对这种作用的认可程度”。如果不能始终保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无法有效遏制权力异化与腐败蔓延，不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回应时代发展的最新要求，任何政权都无法避免从兴盛走向衰败的历史命运。
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立志于千秋伟业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长期执政的考验尤为严峻和复杂。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并非一劳永逸。长期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注：“四大考验”是指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种危险”是指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是关乎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核心命题，如果对这些问题不加以警惕和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这说明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绝非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进行一场深刻、持续、彻底的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机活力。这是总结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的必然结论，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要求。
（二）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追求
“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党始终在思索、一直在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作为关乎政党兴衰、政权存续的根本性命题，贯穿中国共产党立党建国、执政兴国的实践历程，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为一脉相承的自觉求索。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政权的历史课题，不仅致力于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更从一开始就深入思考如何避免重蹈历史周期率的覆辙。在中华民族面临前途命运抉择的关键时刻，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窑洞之问”：“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这一提问，凝结了黄炎培对中国数千年治乱兴替规律的体悟，也包含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人民政权的期望。毛泽东当即给出了明确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尚未实现全国执政之际，已经从政治体制建构层面，将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内嵌于政权建设蓝图之中，确立了以人民监督防治权力腐败、保持政党初心的破题之道。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一些共产党人“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他进一步告诫全党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对全党发出的政治警示，科学预见了党在全面执政后可能面临的风险与危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自我约束、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主动精神。“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探索，先后提出包括“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等政权建设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索，为新中国打破治乱循环、迈向长期执政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制度雏形。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重塑了发展人民民主的社会基础，积累了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初步经验。随着国家经济生活的恢复和政治上的逐渐稳定，党内和各级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一些官僚主义现象，严重影响了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探索的顺利开展。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多次警示全党要防止政权蜕变，强调“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为此，党在全国范围相继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坚决惩处贪污腐败行为，并将反对官僚主义作为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八大系统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扩大党内民主、强化群众监督等主张，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提出，要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体现了党在全国执政初期对防止权力异化、保持党的活力的探索。然而，在计划经济体制和相对封闭落后的环境下，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尚未形成稳定的制度和法律保障，这也给党和国家建设带来严重挫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党的自我革命必须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相结合，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必须实现制度化和法治化。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民主法治与制度建设，对长期执政规律产生了新的认识。邓小平指出：“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跳出历史周期率必须将民主法治建设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紧密结合，从制度层面破解权力监督与长期执政的难题。党的十六大报告警醒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作为党面临的长期而严峻的重大挑战，推动全党在思想与行动上始终保持高度清醒。在这一时期，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逐渐形成，我们逐渐走出了一条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跳出历史周期率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由此可见，党的领导与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始终是实现长期执政、赢得人民拥护的生命线，关系国家兴亡、民族兴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风险挑战的复杂性前所未有，中国共产党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认识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自觉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历史周期率”，强调“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指出“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在长期探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人民监督这一“第一个答案”之上，提出了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将跳出历史周期率确立为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目标，深刻彰显了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赢得人民拥护、确保长期执政的坚定决心和历史主动。新时代党在探索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为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与制度保障。
（三）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辩证统一、相辅相成
从“窑洞对”的深刻洞见到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擘画，历史周期率的提出与破解之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长期执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人民民主，主动接受人民监督，以自我革命锻造坚强领导核心，实现了党的长盛不衰和长期执政，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一个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是必须整体理解、系统思考、长期坚持的宝贵经验。
一方面，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在价值上辩证统一。人民监督强调外在约束，体现的是我们党自觉接受人民评判、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人民立场。自我革命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性和先进性，反映的是我们党刀刃向内的决心，创造性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实践之中。正因为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们党才能始终勇于和乐于接受人民的监督，才能以最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同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作斗争，人民也因此才能信赖党、支持党，坚定跟着党一起奋斗。
另一方面，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在实践中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人民监督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信访制度、协商民主制度等多种渠道进行，形成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并非对人民监督的替代，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第一个答案”的深化。党的自我革命不是封闭的，而是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主动回应社会期待的开放过程。没有人民的监督，党的自我革命容易陷入歧途；没有自我革命的自觉，人民监督也难以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制度成果。只有以自我革命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监督落到实处；只有依靠人民监督，自我革命才不会失去方向与根基。
三、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将跳出历史周期率确立为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目标，表明党的自我革命是一项具有明确政治指向、严密实践逻辑的系统工程，必须在实践中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全面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健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确保这一伟大工程行稳致远。
（一）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根本保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鲜明指出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第一个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坚强的领导制度保障。
一方面，必须将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自我革命的最高原则和根本保证。跳出历史周期率关键在于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而党的自我革命能否在正确的方向上持续推进，根本上取决于是否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深刻阐述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提出“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将“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置于首位，明确了自我革命的领导力量问题。要将“两个确立”的政治共识真正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的自觉行动，健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机制和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强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在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中的作用，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认真探索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督促党员、干部把对党忠诚体现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上，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地见效”。
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具体化、制度化。民主集中制是规范党内权力运行、调节党内关系、防范执政风险的根本制度安排，民主集中制执行的好坏直接关系党能否有效抵御历史周期率的考验。中国共产党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的工人阶级先进性政党，党的活力与生命力在于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统一。“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民主集中制不仅是组织运行机制，更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防止异化、防范变质的制度保障。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过程中，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充分发挥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作用，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开展谈话提醒、批评教育，使“红脸出汗”成为常态，让党员、干部在政治熔炉中淬炼党性。要完善党委议事决策与执行机制，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发扬民主、善于集中、敢于担责，防止个人专断与议而不决。
（二）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增强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导向
深入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在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中不断彰显大党优势。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对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了重要部署，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面从严治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把握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对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出的更高要求，坚定不移推动全党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离不开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不断胜利，必须围绕党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承担的中心工作，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增强问题意识，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一方面，要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增强预判、发现与分析现代化进程中面临主要问题的能力。自我革命的重要前提就在于敢于直面问题、善于发现真问题。面对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风险考验，党必须首先思考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锻造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强领导核心。要引导党员、干部坚决摒弃讳疾忌医、一团和气的错误观念，用联系、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难题，勇于直面问题。要探索建设纪检监察数据库、巡视巡察数据分析平台等，依靠大数据技术精准发现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归纳腐败现象规律，对思想涣散、脱离群众、腐败滋生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保持高度警惕，切实做到察之于未萌、防之于未发。要倡导“四下基层”(注：“四下基层”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形成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具体是指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工作方法，通过健全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人民群众对党的工作评议评价制度、群众点题机制等制度载体，及时察觉权力运行中的风险点，将那些潜在的、隐秘的、深层次的问题从基层中挖掘出来，实现问题发现在早、化解在小，为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环境。
另一方面，要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增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破题解题能力。发现问题是起点，解决问题才是关键。党的自我革命的彻底性最终要体现在动真碰硬、解决实际问题上。要适应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使命要求，摒弃“躺平”心态，完善制度执行的监督问责机制，推动发现问题立行立改、真改实改，确保自我革命的各项制度安排真正转化为管党治党的实际效能，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各项目标顺利实现。要完善鼓励干事创业的制度机制，构建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干部管理制度，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成效作为评价干部的重要标尺。要充分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精神优势，通过树立勤廉党员典范强化示范引领，运用典型案例深化纪法教育，确立更明确的行为规范与纪律红线，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精神力量持续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确保党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立于不败之地。
（三）以提升执政能力为主线，增强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能力本领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紧紧围绕提升党的执政能力这条主线，不断增强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能力本领。
自我革命的最终成效必须切实体现为执政能力的整体提升，执政能力的整体提升为党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坚实的能力支撑。一要以自我革命全面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人民把我们党推到了这样的位置，我们就要以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承担起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党的自我革命首先是一场深刻的政治锻造，必须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善于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牢牢掌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主动。二要以自我革命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引导党员、干部深刻理解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筑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想根基。三要以自我革命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增强党领导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能力和水平，厚植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群众基础。四要以自我革命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力，以优良党风带动政风社风民风，完善党领导下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势不可挡的社会合力。
（四）健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夯实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不断完善制度规定，使制度密而不繁、有效管用，又要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自我革命要跳出运动式、周期性的历史循环，实现常态化、长效化的效果，就必须构建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这是确保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治本之策。
第一，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在我国，无论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还是制度治党、依规治党，都是提升党执政水平的重大举措。党内法规体系不仅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依规治党、依法执政提供了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发布三个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明确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任务书、路线图，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现了体系化构建的转变。目前，党内已经形成了以党章为统领，以四大板块为支撑的“1+4”党内法规体系(注：“1+4”党内法规体系，即以党章为统领，由党的组织法规、党的领导法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四大板块构成。)，覆盖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健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健全监督执纪执法规章制度，从严完善领导干部个人工作和生活待遇规定、亲属经商从业管理规定、高级干部及其亲属涉外行为规定等，使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密不透风、有效管用。
第二，强化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体系。自我革命的关键在于制约和监督权力，必须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一要突出党内监督主导地位，聚焦“两个维护”及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基层的落实，按年度、分领域制定监督重点清单，深化基层监督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对“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的常态化监督提醒、述责述廉评议等制度。二要在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上下更大功夫，促进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形成合力，构建信息互通、措施互补、成果共享的全天候全方位监督格局。三要推动监督方式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建立人工智能和信息化驱动的跨部门、一体化协同监督平台，开发嵌入式数字监督预警模型，实现重大决策、行政审批、工程项目、公共资源交易、财政资金使用等重点领域数据归集与动态监测，明确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的范围、权限和程序，以科技赋能提升监督的穿透力与精准度。
第三，完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腐败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的拦路虎、绊脚石，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斗争。”腐败问题是关乎政权稳固、决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关键。一要深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系统整治，深挖严查“影子公司”“期权腐败”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建立完善全国行贿人信息库，加大对重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力度和对跨境腐败的追逃防逃追赃力度，提高反腐败的穿透力，以严惩强化“不敢腐”的震慑。二要进一步压缩腐败空间，健全领导干部插手干预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和责任追究制度，坚决斩断“围猎”与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完善防治腐败滋生蔓延的体制机制和法规制度，扎紧“不能腐”的笼子。三要深化党性教育和警示教育，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用好《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分层分类的案例读本，用活典型违纪违法案例，通过组织旁听庭审、摄制专题片等方式，提升警示教育的针对性和震慑力，巩固“不想腐”的思想自觉。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党的自我革命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深刻揭示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价值取向，具有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指出：“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只有永葆自我革命的清醒和坚定，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并在实践中健全自我革命的制度机制，中国共产党方能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始终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作者简介：宋志浩，清华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讲师。肖贵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